陆家嘴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区，虽然在2020年经历了全球疫情的冲击，但已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标。作为上海金融城的CBD，陆家嘴依托其业界共治平台——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构建法律服务生态圈，加快推进区域金融法律建设，积极创新金融法律服务，进一步优化上海陆家嘴金融区域的营商环境。
另一方面，在当前新形势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加剧，金融市场的法律纠纷迅猛增长，金融纠纷进一步呈现出专业性、复杂性、前沿性、跨国性等特征。在此背景下，4月23日，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联合大成律师事务所及威科集团，召开“陆家嘴金融法律高峰论坛”。本次论坛吸引了近300位嘉宾参会，汇聚了来自金融和法律行业的业界专家、代表和行业之星，共同探讨“新时期金融争议解决的多元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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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合伙人杨春宝一级律师以“对赌责任的承担与经营权的关系”为主题作分享。杨律师以他实际经办的中国最惨创业者的案例切入，向现场来宾分享了他的几点思考。杨律师通过大量案例分析，提出对赌责任的基础是经营团队享有经营权，并进一步详细分析了经营权和对赌权的关系，分析投资机构介入目标公司经营的各种情形可能对对赌责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向投资机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建议：（1）务必谨慎避免直接剥夺创始股东经营管理权；（2）在投资协议中约定，投资机构的“一票否决权”等保护性措施并非介入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并仅在关系到投资机构核心利益的事项上设置“一票否决权”；（3）在投资协议中将因创始股东导致公司经营目标无法实现明确约定为触发回购的条件，并及时主张权利，或者对对赌条款作出现变更约定，以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4）在投资协议中约定，在特定情形下，投资机构若需实际控制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对创始股东的对赌责任予以酌减，以尽量避免因被认定为显失公平而导致回购请求不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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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宝律师还向部分与会者赠阅其第15本专著《完胜资本2：公司投融资模式流程完全操作指南》（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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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服务
杨春宝一级律师简介
杨春宝一级律师，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资本市场部主任、国资基金研究中心主任，大成中国区私募基金专业带头人、科技与文化法律研究中心联合牵头人。执业30余年，长期从事私募基金、投融资、并购重组法律服务，尤其对对赌研究颇深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专注于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2004年起多次入选The Legal 500"私募基金"和"公司与商业"等境内外各类律师榜单，代理的中国法院首例适用外国法律审理外国公司的董事损害小股东权益纠纷案入选上海高院发布的《上海法院域外法查明典型案例》和威科先行"要案头条"。入选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上海市司法局鼎新法治人才库、上海国有企业改制法律顾问团，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系多家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生导师及上海市商务委跨国经营人才培训班讲师。出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等16本投融资法律专著。了解更多常见法律问题
对赌责任与经营权有何法律关系？
其一，法律概念与规则层面，对赌责任通常指投资方与创始股东或目标公司之间，就未来经营业绩或上市目标达成的估值调整安排。当约定条件未成就时，创始股东需承担回购股权、现金补偿等义务。对赌责任的基础在于经营团队实际享有并行使经营权，即对赌协议预设了经营层能够自主决策并影响公司业绩的前提。若经营团队丧失经营权，其无法控制经营结果，要求其承担对赌责任便缺乏合理依据。司法实践中，法院或仲裁机构会审查对赌义务人是否仍掌握公司经营控制权，以此判断对赌条件未成就的责任归属。其二，案件事实与实务场景方面，杨春宝律师以中国最惨创业者的案例切入，该案中投资机构深度介入目标公司经营，甚至直接剥夺创始股东的经营管理权，导致后续对赌条件未成就时，创始股东主张其不应承担全部对赌责任。杨律师通过大量案例分析指出，投资机构若实际控制公司经营，则创始股东的经营权被架空，对赌责任的基础随之动摇。投资机构介入程度越深，创始股东的抗辩理由越充分，回购请求获得支持的可能性越低。其三，实务指引与风险提示方面，投资机构应避免直接接管公司日常经营，若确需介入，应在投资协议中明确保护性措施不等于经营管理权转移，并将一票否决权限定于核心利益事项。同时，应在对赌条款中预设经营权变动时的责任调整机制，如约定特定情形下酌减对赌责任，防止因显失公平导致回购请求不获支持。创始股东则应保留经营决策证据，以便在争议中证明投资机构实际控制经营。
投资机构介入经营如何影响对赌责任？
其一，法律概念与规则层面，投资机构介入目标公司经营通常表现为委派董事、参与重大决策、行使一票否决权、派驻财务人员等。这些行为可能被视为投资机构实际参与公司管理，从而改变对赌协议中权利义务的平衡。从法律原则看，对赌责任的承担以义务人能够控制经营风险为前提。若投资机构通过介入经营主导了公司发展方向，那么经营目标未实现的原因可能部分归责于投资机构自身，此时仍要求创始股东承担全部对赌责任，可能被认定为显失公平。因此，介入经营的程度成为对赌争议中的关键事实。其二，案件事实与实务场景方面，杨春宝律师在演讲中详细分析了投资机构介入的各种情形，包括直接接管公司、频繁行使否决权、更换管理层等。他提出，这些介入行为可能削弱创始股东的经营自主权，进而影响对赌条件的成就与否。在司法实践中，若投资机构的行为与公司业绩下滑存在因果关系，其回购请求可能被驳回或酌减。杨律师特别强调，一票否决权如果设置过宽，例如覆盖日常经营事项，则极易被认定为投资机构介入经营，从而引发对赌责任争议。其三，实务指引与风险提示方面，投资机构应在投资协议中明确约定，一票否决权仅适用于增资、合并、解散等核心利益事项，并声明该权利不构成对日常经营管理的介入。同时，建议投资机构保留经营决策的书面记录，以证明其并未实际控制公司。若投资机构确需接管经营，应事先与创始股东协商调整对赌条款，例如延长考核期或降低业绩目标。否则，一旦发生争议，投资机构可能因介入经营而丧失部分对赌权益。
如何设计对赌条款以防范回购风险？
其一，法律概念与规则层面，对赌条款的设计需遵循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回购条款是对赌协议的核心内容，通常约定当公司未达到约定业绩或上市目标时，创始股东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方股权。为防范回购请求因显失公平而被驳回，条款设计应合理分配风险，避免将经营结果完全归责于创始股东，尤其当投资机构参与经营时。法律实践中，法院会综合考量双方权利义务是否失衡、投资机构是否干预经营、业绩目标是否合理等因素。其二，案件事实与实务场景方面，杨春宝律师结合经办案例提出四项具体建议。第一，投资机构务必谨慎避免直接剥夺创始股东经营管理权，否则可能动摇对赌责任的基础。第二，在投资协议中明确约定，一票否决权等保护性措施并非介入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且仅在关系到投资机构核心利益的事项上设置一票否决权。第三，将因创始股东原因导致公司经营目标无法实现明确约定为触发回购的条件，并及时主张权利，或者对对赌条款作出现变更约定，以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第四，约定在特定情形下，若投资机构实际控制目标公司经营管理权，创始股东的对赌责任予以酌减，以避免被认定为显失公平。其三，实务指引与风险提示方面，投资机构应在签约阶段就对赌触发条件进行精细界定，避免使用模糊表述。同时，当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双方应及时签署补充协议调整对赌目标。若投资机构已介入经营，应主动与创始股东协商责任减免机制。此外，回购请求的提起应注重时效性，拖延主张可能导致证据灭失或责任认定困难。通过上述条款设计，可有效降低回购请求不被支持的法律风险。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如需专业法律服务，请联系杨春宝一级律师：chambers.yang@denton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