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法下，知情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作为公司股东或合伙企业合伙人所享有的了解和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等重要信息的权利，是股东或合伙人依法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重要基础。那么，对于私募投资机构而言，知情权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私募投资机构是作为财务投资者投资于被投企业，因此其通常并不实际参与被投企业的经营管理，因而，其迫切需要通过行使知情权来了解被投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以便及时识别和规避相应的投资风险。因此，制定全面而细致的知情权条款对私募投资机构的作用举足轻重。
如前所述，知情权条款对于作为被投企业的财务投资者，并且不实际参与被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私募股权机构而言，是其了解被投企业经营发展状况的重要手段。但是，法律规定的知情权相对比较宽泛与原则，因此，在实践中，众多私募投资机构会要求修改被投企业章程来扩大知情权的范围。而无论有无协议约定，私募投资机构行使知情权受到消极对待甚至被拒的情况非常多见，难免因此产生纷争。此外，出于各种原因，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部分私募投资机构会委托另一个机构或个人投资于被投企业。那么，私募投资机构是否能够享有被投企业章程中扩大范围的知情权？而作为隐名股东的私募投资机构是否能够顺利行使法定知情权呢？
本文节选自杨春宝律师、孙瑱律师专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如需进一步了解案例分析和条款解析，请关注近期出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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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宝一级律师简介
杨春宝一级律师，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资本市场部主任、国资基金研究中心主任，大成中国区私募基金专业带头人、科技与文化法律研究中心联合牵头人。执业30余年，长期从事私募基金、投融资、并购重组法律服务，尤其对对赌研究颇深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专注于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2004年起多次入选The Legal 500"私募基金"和"公司与商业"等境内外各类律师榜单，代理的中国法院首例适用外国法律审理外国公司的董事损害小股东权益纠纷案入选上海高院发布的《上海法院域外法查明典型案例》和威科先行"要案头条"。入选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上海市司法局鼎新法治人才库、上海国有企业改制法律顾问团，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系多家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生导师及上海市商务委跨国经营人才培训班讲师。出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等16本投融资法律专著。了解更多常见法律问题
私募股权基金为何需要知情权条款？
知情权是股东或合伙人依法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等重要信息的权利，是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基础。在私募投资场景下，基金通常不控股、不参与日常经营，知情权成为其获取被投企业财务与经营信息的主要法律通道。法定知情权具有基础性，但规定相对宽泛原则，因而需要通过章程或协议细化信息范围、提供频率、提供方式与救济路径。知情权条款由此成为基金风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投后管理与风险识别。文章中指出，私募投资机构多为财务投资者，通常并不实际参与被投企业经营管理，因而迫切需要通过行使知情权了解被投企业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以便及时识别和规避相应投资风险。法律规定的知情权相对宽泛与原则，实践中众多私募机构会要求修改被投企业章程来扩大知情权范围。但无论有无协议约定，私募机构行使知情权受到消极对待甚至被拒的情况非常多见，难免因此产生纷争。文章还提到特定情形下私募机构委托另一个机构或个人投资于被投企业，这使知情权享有与行使更复杂。基金应在投资文件中明确知情权范围，包括财务报告、会计账簿、经营数据、重大合同、诉讼仲裁、关联交易与估值信息等，并约定提供时限、形式、更新频率和违约责任。若仅依赖法定知情权，可能因规定宽泛而难以获得充分信息。对于通过章程扩大知情权，应关注自身是否具备股东或合伙人身份、是否存在代持与隐名安排，以及被投企业是否以商业秘密或竞争关系为由抗辩。发生拒绝或拖延时，可先书面催告并固定证据，再通过诉讼或仲裁主张知情权，必要时结合回购、估值调整等条款综合维权。
章程扩大知情权能否被私募机构享有？
章程扩大知情权，是指股东或合伙人通过被投企业章程、合伙协议或投资协议，将法定知情权的信息范围、行使方式、时间频率和程序保障加以扩展。法定知情权具有股东或合伙人身份基础，原则上只有登记在册的股东、合伙人或依法确认的权利人才能直接向企业主张。若私募机构不是直接登记股东或合伙人，而是通过他人代持或委托投资，则其能否直接享有章程扩大知情权，取决于合同安排、身份认定以及企业和其他股东是否认可。章程约定不能当然突破合同相对性与公司组织法上的身份要求。文章指出，法律规定的知情权相对比较宽泛与原则，因此实践中众多私募投资机构会要求修改被投企业章程来扩大知情权的范围。但无论有无协议约定，私募投资机构行使知情权受到消极对待甚至被拒的情况非常多见，难免因此产生纷争。文章还提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部分私募投资机构会委托另一个机构或个人投资于被投企业，由此产生私募投资机构是否能够享有被投企业章程中扩大范围知情权的问题，以及隐名股东能否顺利行使法定知情权的问题，说明身份与条款衔接是实务争点。若基金希望享有章程扩大知情权，应尽量以自身名义直接持股或作为合伙人登记，并在章程或协议中写明信息提供义务和违约责任。若必须采用代持或委托投资，应在代持协议中明确实际投资人有权获取全部信息，并要求名义股东或受托人及时转交企业文件，必要时约定代位行使与赔偿机制。还应关注被投企业其他股东是否同意扩大知情权，以及章程修改程序是否合法有效。发生争议时，可依据合同向名义股东或受托人主张，也可在符合条件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后再向企业主张，避免因身份瑕疵导致权利落空。
隐名私募机构能否行使法定知情权？
隐名股东或实际投资人未登记于股东名册或合伙人名册，通常不能直接以股东或合伙人身份向企业行使法定知情权。法定知情权以股东资格或合伙人资格为基础，登记外观具有公示效力，企业一般有权对未登记主体拒绝直接提供经营与财务信息。实际投资人可依据代持协议、委托投资协议向名义股东或受托人主张合同权利，要求其报告并转交信息。若实际投资人希望直接行使知情权，通常需要先通过确认股东资格或合伙人资格的程序，取得组织法上的权利基础。文章在讨论私募股权基金知情权条款时提到，出于各种原因，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部分私募投资机构会委托另一个机构或个人投资于被投企业。由此文章提出，作为隐名股东的私募投资机构是否能够顺利行使法定知情权。文章同时指出，私募投资机构通常是财务投资者，不实际参与被投企业经营，需通过知情权了解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及时识别和规避投资风险。可见，一旦采用隐名或委托投资安排，信息获取链条会被拉长，知情权行使的确定性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私募机构应尽量避免无必要代持，优先直接登记为股东或合伙人。若确需代持，应在协议中详细约定信息报告范围、时限、方式、保密义务、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并要求名义股东或受托人定期提供企业财务报表、经营报告和重大事项通知。还可以要求名义股东签署授权文件，在企业同意时允许实际投资人直接查阅资料，或约定由基金委派观察员列席会议。若企业拒绝向隐名投资人提供信息，基金可先向名义股东主张合同责任，再评估确认股东资格诉讼或仲裁的可行性与成本，并同步运用回购、对赌等风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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