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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宝一级律师简介
杨春宝一级律师，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资本市场部主任、国资基金研究中心主任，大成中国区私募基金专业带头人、科技与文化法律研究中心联合牵头人。执业30余年，长期从事私募基金、投融资、并购重组法律服务，尤其对对赌研究颇深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专注于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2004年起多次入选The Legal 500"私募基金"和"公司与商业"等境内外各类律师榜单，代理的中国法院首例适用外国法律审理外国公司的董事损害小股东权益纠纷案入选上海高院发布的《上海法院域外法查明典型案例》和威科先行"要案头条"。入选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上海市司法局鼎新法治人才库、上海国有企业改制法律顾问团，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系多家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生导师及上海市商务委跨国经营人才培训班讲师。出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等16本投融资法律专著。了解更多常见法律问题
项目公司作为特许经营协议签署方有何利弊？
项目公司作为特许经营协议签署方在实践中较为常见，其核心优势在于实现风险隔离。政府方通常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选定社会资本方，再由社会资本方出资设立项目公司，专门负责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这种方式使得项目公司成为独立法人，能够以自身名义对外签署协议、承担债务和法律责任，从而将项目风险限定在项目公司层面，避免直接穿透至社会资本方母体，保护母公司资产免受项目失败影响。同时，项目公司独立运作有助于明确产权归属、规范财务管理，便于政府监管和绩效考核。然而，其弊端同样明显：一是项目公司通常注册资本较低、资产规模有限，履约能力可能不足，尤其在项目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时，债权人或政府方可能面临追偿困难；二是如果社会资本方滥用项目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转移资产或逃避债务，政府方将难以追究其最终责任；三是项目公司作为签约主体，可能导致政府方在特许经营协议项下的权利救济路径复杂化，例如在发生违约或提前终止时，政府方需要向项目公司主张权利，而项目公司可能已无实际偿付能力。因此，在立法设计上应当明确社会资本方对项目公司履约义务的连带责任或差额补足义务，并要求项目公司提供履约担保，同时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允许政府方直接向社会资本方追索。实务操作中，签约前应充分审查项目公司的资本结构、股东背景及信用状况，并设置完善的争议解决机制和退出安排，以平衡风险控制与项目运作效率。
特许经营协议中项目公司签署主体如何规范？
规范特许经营协议中项目公司作为签署主体的制度安排，需要从协议主体资格、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之间的权责分配以及监管措施三方面入手。在主体资格方面，项目公司应依法设立并取得相应资质，其经营范围应涵盖特许经营项目的建设与运营，且公司章程或合资协议应明确项目公司作为协议签署方的授权来源。政府方在签署协议前，应当核查项目公司的设立文件、股东协议、注册资本实缴情况以及是否存在重大债务负担，防止将项目交由一个空壳公司运作。在权责分配方面，应明确社会资本方与项目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通常，社会资本方在投标阶段即承担投资建设责任，而项目公司设立后可通过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方式承继投标承诺。但为保障政府方权益和项目连续性，立法应当规定项目公司签署特许经营协议必须经政府方书面同意，且社会资本方应对项目公司履行协议承担保证责任，或与项目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应明确项目公司股权转让限制、重大决策知情权以及政府方介入权等条款，确保在项目公司经营不善时，政府方可采取临时接管或更换运营主体等救济措施。在监管措施方面，应建立特许经营项目的信息公开和履约评价制度，定期对项目公司的财务状况、运营安全、服务质量进行审计。若项目公司发生违约，政府方有权依据协议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未改的可终止协议并要求社会资本方承担违约责任。同时，为避免项目公司利用法人独立地位规避义务，可在协议中设置“揭开公司面纱”的约定，例如规定当项目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社会资本方应追加投资或提供股东贷款。实务中，还需注意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连续性问题，即使项目公司破产清算，政府方亦应保障正常供应。因此，规范签署主体不仅是一个合同技术问题，更涉及公共利益的制度保障，需要综合运用行政监管与民事约定手段。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立法中项目公司制度需关注哪些风险？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立法在调整项目公司制度时，需重点关注以下法律风险。一是履约能力风险。项目公司作为专门为特定项目设立的特殊目的载体，其资本实力、融资能力及运营经验往往弱于社会资本方母公司，在项目遇到成本超支、市场需求变化或不可抗力时，项目公司可能无法继续履约，导致项目停滞或烂尾。立法应设置最低资本金要求、现金储备约定以及母公司流动性支持承诺，以强化项目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二是责任穿透风险。虽然设立项目公司可以实现风险隔离，但若社会资本方利用法律形式规避其应尽的投资建设义务，将导致政府方利益受损。立法应当明确社会资本方的“实质性义务”不因项目公司设立而免除，例如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责任、项目融资的最终安排责任以及项目质量缺陷的终身责任。三是政府方监管失灵风险。项目公司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可能为了追求利润而降低服务质量或忽视安全生产，而地方政府又因人力不足、专业能力欠缺难以实施有效监管。立法需赋予行业主管部门更充分的检查权、信息调取权，并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绩效评价。四是退出与接管风险。当项目公司经营不善或违约时，如何平稳退出是关键。立法应预先设定协议终止后的资产移交、补偿计算、人员安置及债务处理规则，特别是要保障公共服务不中断。同时，应明确政府方在紧急状态下可直接指定临时接管人，相关费用由原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承担。五是争议解决风险。特许经营协议兼具行政与民事属性，项目公司作为签约主体后，当发生争议时，究竟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立法应对争议性质进行类型化规定，明确哪些事项属于行政协议纠纷、哪些属于民事纠纷，并设定不同的救济程序。总之，立法需要在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和保障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细化项目公司设立标准、运营要求、退出机制和监管手段，构建一套全方位风险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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